3年多来，温州通过市场化方式处置“僵尸企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温州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是尊重市场规律的结果。这座城市的活力正在复苏，这座城市的信用正在被不断修复。
2011年以来，温州和不少地方一样，出现了经济脱实向虚，部分企业没有守住主业，产业上没有转型升级，资金上过度依赖民间金融，高杠杆举债频频出现，一些陷入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漩涡的温州企业成了“僵尸企业”。
和别的地方不同的是，温州陷入困境的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他们的“生”与“死”更多应由企业主和债权人决定，更多地由市场本身来决定。这也是温州当地政府为什么没有定名单、下任务的重要原因，当地政府的处置办法不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段而是充分尊重市场实际情况，让市场之手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则以帮扶、协调等角色出现。
“企业担一点，银行让一点，政府帮一点，司法快一点。”温州通过这种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没有“一刀切”，成功化解了不少风险，经过重整，一些企业已经恢复了生机。
虽然企业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但企业的生死不仅是企业的事，也关系到企业的债权人，只有这些利益相关者才能决定企业的命运。尊重他们对企业命运的决定权，正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是对市场机制的敬畏。
市场化出清“僵尸企业”，按照法治的要求进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和别的地方不同，温州最主要的举措是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依照我国企业破产法律法规来操作，既是温州“僵尸企业”绝大多数为民企的现实决定的，也是政府管住自己的手、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结果。“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经营失利的企业家们也开始认识到破产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解开了温州这个熟人社会圈子过去那种不情愿破产的死结。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题中之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也都与温州处置“僵尸企业”息息相关，当年一些跟风投资光伏、房地产的企业不少因库存而受困，而眼镜、制革、鞋服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突出，高频率使用金融杠杆则是导致温州经济风险的引爆点。温州加大法治化处置力度，让那些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清算程序依法退出市场，而那些优质资产尚存的企业重新盘活，实现重生，这无疑是让资源获得更好的配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探索实践。
只有市场化的处置方式才能实现常态化。从温州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积淀、特殊的商业模式，几乎很难拷贝，但是温州在处置“僵尸企业”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却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因为同样的法律环境下，全国去产能的共同背景下，依法进行破产程序，有共同的路径可循。
在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处置“僵尸企业”取得阶段性成绩后，温州也在积极探索更为成熟的做法。对温州而言，下一步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体制机制，形成更为完备的经验体系；进一步探索破产配套制度的供给，真正让破产重整企业实现信用修复。
附：
“僵尸企业”处置国际案例
美国：救助自身还能“造血”的企业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不少大企业陷入困境演变成“僵尸企业”。在对陷入经营困境的“僵尸企业”的处置方式上，美国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对那些确实扭亏无望的企业，放任其通过破产渠道退出市场，或通过破产重整实现再生；而对那些核心业务仍在健康发展，只是融资来源暂时枯竭的“僵尸企业”实施政府救助。
以美国通用汽车为例，在金融危机开始前，通用汽车已连续三年亏损，金融危机让其雪上加霜。为避免整个汽车产业崩溃，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开始向通用、克莱斯勒和包括美国国际集团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注资。其中，美国政府以495亿美元援助贷款获得通用汽车公司9.12亿股，持股比例相当于60.8%。事实证明，这次救助相当成功。2010年，通用汽车公司净利润47亿美元，实现扭亏为盈；2011年，公司净利润进一步增长至76亿美元。
日本：未及时处理僵尸企业致经济衰退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暴跌导致银行不良债权激增，日本政府并未及时处理这一问题。日本的银行努力通过追加贷款暂时缓解不良债权问题，使欠债公司免于被迫裁员，帮助企业苟延残喘，使结果本应退出市场的大量“僵尸企业”存活下来。日本政府也未关闭这些银行、企业或对它们进行资本重组，而是通过提供公开或不公开的担保，以及零星的政府纾困，让这些银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运转。日本政府1993年至2002年的公共投资近90%投入到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毫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领域。
后来，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不得不采取措施。2002年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政府主导的产业再生机构，救助濒危企业加速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置。2003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产业再生机构法》。但终因贻误时机而并未带来经济的发展。“僵尸企业”缺乏创新活力，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导致日本经济增速放缓，使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