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鱼王”——大连水产研究所所长赵洪恩

   鲍鱼，被称作海洋生物中的“软黄金”。一吨鲜活鲍鱼出口的价值，相当于6吨无头对虾。十多年前的人工养殖鲍鱼，那还是日本和欧美几个国家的专利。 

　　十多年过去，斗转星移。如今，在世界人工养殖鲍鱼的领地，中国已占有大半壁江山，连续几年的年产量保持在2500吨左右，产值已达十多亿元。而大连的人工养殖鲍鱼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一半。

　　在国外惊呼中国正在成为人工养殖鲍鱼“世界工厂”的同时，他们也在时刻关注着一个人的名字：被誉为“鲍鱼王”的大连水产研究所所长赵洪恩。

　　作为国家级专家的赵洪恩，在水产养殖科研第一线工作了四十多年。在他孜孜不倦的探索下，共取得24项科研成果，其中鲍鱼人工育苗和工厂化养鲍的两项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国际发明专利金奖。高密度、大规模的鲍鱼人工育苗，使科研从瓶瓶罐罐中走了出来，变为可用的技术成果；工厂化养鲍的成功，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生直接的高效经济效益。由此，知识创造了科技成果，也创造了财富，拉起了中国向人工养殖鲍鱼“世界工厂”大步迈进的手。

　　赵洪恩常说的一句话是：养鲍要有疯狂的热情，钢铁般的意志，百倍的信心。在采访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养鲍论”：

　　之一：信奉一个信念：上下求索

　　赵洪恩说，农业讲求高效农业，不断改良品种，改换种植品种，水产养殖业也同样，要眼睛盯着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养殖品种，形成产业化。为此，我很早就考虑了一个当时看来有点儿像天方夜谭的计划：在大连地区人工养殖鲍鱼，代替多年来单一的养殖品种海带。皱纹盘鲍是我国黄海北部特有的珍贵经济品种，在香港和日本市场很畅销，而且价格昂贵。大连地区水清流大，海藻丰富，是著名的皱纹盘鲍产地。但仅靠天然资源，产量很低，每年不过几吨，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而要开展人工养殖，首先要解决的是需要大量的苗种。

　　鲍鱼育苗是世界先进技术。号称“鲍鱼王国”的日本在世界上研究鲍鱼人工养殖最早，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他们的单位水体出苗量一般才2000头。我们即使达到这个水平也不行，因为每个苗平均成本为0.15元，一平方米所赚的钱还不够成本费，非得考虑大规模、高密度的育苗工艺才行。要达到每平方米至少育出5000头苗，这是前人从来没有搞过的。我下了决心：越是世界上没有过的，我们越要搞！

　　我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第一批受益者。1983年3月，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选派的出国研修人员，我到日本北海道仙台市的青森县水产增殖中心研修了十个月。回国后，我就不间断地进行小规模的鲍鱼人工育苗试验，历经四年先后在六大关键技术环节上取得了突破。我一直盼望和等待的就是抓住时机发展中国的养鲍产业。

　　在作出了大规模、高密度鲍鱼人工育苗开发研究这一高科技目标的决定后，我们雇来推土机一夜间把原有的育虾池推成了平地。在一些人吃惊或疑惑的目光下，我把科研攻关组先成立起来，自己编教材，搞培训，担任组长。没有资金，我就东奔西走四处游说，终于争取到了上级支持的80万元贷款。当时一无设备，二无资料，我就自己设计施工方案，制定工艺流程和规范。4个多月里，吃住都在研究所，科研上的事确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天道酬勤。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忙碌，共采苗9批，出幼鲍2.7亿头，大规模、高密度鲍鱼人工育苗开发研究成功了。1986年10月6日，大连市水产局邀请国内20多位水产专家对成果进行技术鉴定。经专家实测：单位水体出苗量7750头，超出日本最高纪录三倍多。鉴定书上写着：此项成果已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水产养殖界的专家不肯轻信这一听到的“神话”，当即组成考察团来到大连。我在日本研修时的老师伊藤进博士也来了，一下飞机就轻声问我：“赵君，关于你的新闻是不是误传？”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从机场把他们迎到育苗室。这位来自“鲍鱼王国”的养鲍技术权威手持千分尺、放大镜，左量右测，最后对我说了一句重复的话：“真是奇迹，真是奇迹！”我很自豪，不仅仅是为我个人。

　　之二：推崇一种精神：敢担风险

　　赵洪恩说，不思进取、无所用心的“太平官”，比起有棱有角、落地有声的“事业官”保险系数大，也好混。研究出的科技成果最安全、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它永远是“成果”，不要再走下去了。名利双收，何必再担风险

　　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忧集体，为国为民为集体。我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同样想给国家干点儿事业，宁可风险自己担着，成果大家共享。我唯一的追求就是给我一方天地，让我施展抱负，把知识还给人民。

　　大规模、高密度鲍鱼人工育苗开发研究成功后，科研所靠卖鲍鱼苗就过得挺好了。当年出售鲍鱼苗获利润92万元，加上其他各项收入总利润达130万元，这在水产研究所是第一次。职工奖金比过去多了，鲍鱼苗成生财之道了，科技成果通过鉴定了，我的名声也比过去大了。有些人就劝我，见好就收，该是享受成果的时候了。

　　听到这样的议论，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只解决了苗的问题，怎样才能大规模地养殖，怎样在大连、辽宁、全国推广开，怎样使水产养殖业通过养鲍形成产业规模，进而发展成为高效益的养殖产业。这些，才是这项科研成果应完成的全过程，也是我科研攻关的最终目的。

　　把育好的鲍鱼放到大海增养殖，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像赤潮、台风、冰冻、野生杂藻等，都会对鲍鱼产生较大伤害。因此，鲍鱼苗的成活率很低，成活率不到一半。怎样使鲍鱼养殖的成活率高，我琢磨着给它们在陆地安个“家”。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就观察到，有的零售商贩当天的活鲍鱼卖不了，就把鲍鱼放在池子中喂养、有的养了些日子发现鲍鱼在继续生长。我在日本报纸上也看到过关于陆地养鲍的信息。当时我就意识到，陆地养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因为它能加速鲍鱼生长，缩短养殖周期；能避免海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可以有计划的大规模上市，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可以实现鲍鱼养殖的陆地工厂化生产，形成现代化的鲍鱼生产产业。当时，我国还没有一座陆地养鲍厂，日本也不过有几家小规模的试验厂。而且，我们对其内部设备、养殖工艺都一无所知，又没有多少资料可以借鉴参考。陆地工厂化养鲍，还有许多技术难题要面对。特别是开发研究这一新课题，需要一大笔资金。当时即使把所内资金全部集中起来还差得很远，就算是能争取到贷款把厂建起来，万一养不出鲍鱼，经济上的损失将是巨大的，研究所为此可能要倾家荡产，我也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一方面是个人的荣辱，另一方面是国家水产养殖事业的兴衰。我想，中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而鲍鱼的年产量才二十几吨，是日本产量的二百分之一。作为一个新中国水产科技人员，怎么能心安呢？我生性好强，要为国家、民族争这口气。我觉得自己周身的血管中奔涌着一种壮志豪情，决心下定，搞工厂化养鲍，再拼一次。

　　经过艰辛的科研攻关，陆地工厂化养鲍终于取得成功。

　　陆地工厂化养鲍取得成功后，这一科研成果迅速就在全国一些地方形成了产业。当时大连形成了10万平方米的养殖规模，山东省达到养殖面积14万平方米。一时间，养鲍鱼像当年的养对虾一样，财源滚滚，购销两旺。但好景不长，从1993年开始，各地养鲍厂的鲍鱼苗开始大面积死亡，最多时，鲍鱼苗死亡率达90％。大把大把投入的钱没有回报，人们的心开始凉了，巨额亏损使一些养殖厂走到了崩溃倒闭的边缘。这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紧迫的新课题。

　　那段日子里，我寝食不安，满脑子装的都是鲍鱼苗。经过反复研究，我找到了鲍鱼苗死亡的病因，简单地说就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生物的性态发生了变异。我从动植物的杂交优势当中得到启发：鲍鱼杂交能否体现出品质的优势呢？最终，我从日本的17个鲍鱼品种中，筛选出一种品质优良的无病害鲍鱼作为亲本，与本地的皱纹盘鲍进行杂交。经过反复试验，杂交后代的遗传优势终于全面表现出来。对比表明，当“赤潮”来临时，老品种受病而新品种未受影响。为了提高苗种抵抗能力，我应用 R HD新工艺取得了重大进展，鲍鱼苗成活率提高到80％以上，生长速度提高了3倍，单位面积产量也高出了3倍。在1995、1996年鲍鱼生产的最困难时期，全国陆地养鲍的总产量降到最低时的200吨，1998年，又恢复到2500吨。我们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现在，我们用生物工程的办法，延长了鲍鱼苗种吃“母乳”的时间，使苗种个个身强力壮，身体素质好。我们可以控制雌鲍和雄鲍的排卵和射精时间，前后时间在一分钟之内，大大提高了苗种的育成数量。可以说，现在的鲍鱼养殖已完全进入到工厂化生产时代。

　　之三：坚定一个原则：甘于奉献

　　赵洪恩说，要干成一项事业，就要进入到忘我的状态。把自己看得太重，把金钱看得太重，不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和特点。

　　搞大规模、高密度人工育苗开发研究和工厂化养鲍研究，从每个研究环节到操作，都要耗费大量心血。而为此要担负的风险，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比体能上的付出更要累得多。 

　　1986年4月，好不容易完成了育苗准备工作，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病倒了。经大连铁路医院检查，我患有7种疾病，严重的糖尿病，还患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肺结核空洞大吐血、糖尿病性神经周围病变、眼底毛细血管瘤等，左眼接近失明，体重锐减20多公斤。门诊部主任向我发出通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立即住院治疗！”在育苗的关键时刻，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我收拾了办公文件，又向所党总支书记做了必要的交待。但住不住院呢？不住院吧，面对的是随时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危险；住院吧，鲍鱼苗计划就会因其他同志还不全掌握育鲍技术而落空，80万元贷款要白赔，刚刚从亏损泥坑里爬出来的研究所，从此又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职工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研究就要半途而废。我实在别无选择。医院根据我的请求破例把病房设在育苗室。于是，我把行李搬到潮湿简陋的育苗室内，开始了艰辛而又担着很大风险的育苗工作。

　　鲍鱼的习性是昼伏夜出，一切活动都在夜间进行。每天晚上，我检查130个育苗池，要用3个多小时，在池边两眼盯着那米粒一样小的鲍鱼，仔细观察它们活动范围和变化。如生活规律发生异常，立即采取措施，因为稍有疏忽，就会带来损失。每次全部看完后，都站不起来，要靠别人扶起。我忍着各种病痛与工人同操作，有时咳嗽吐出大口鲜血，胸疼、头晕、全身无力。由于视力不好，夜晚走在狭窄的池埂上，我经常掉在水池里，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时常出血。六七月，天气炎热，伤口感染，长时间不愈合。有几次我高烧39℃，昏倒在池边，被工人们扶到床上，就躺着指挥育苗。

　　在鲍鱼育苗的70多天里，我没有回家休息过一天。育苗室既是我的工作间、试验室、指挥部，又是我的病房。在取得成功的日子里，我感到精神特别振奋，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职工们说：“要是育不出苗，所长也就‘交待’了。现在育苗成功，所长的病也见好了。”

　　由于上下共同奋斗，1989年5月，设备齐全、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的大型养鲍厂提前落成了！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养鲍厂。当年就移入壳长2.8厘米的幼鲍50万头进行试养。在一年多时间里，我就像走钢丝的演员一样，提心吊胆，不敢懈怠，和工人们及时调整密度，控制水温，合理投饵，使幼鲍在良好环境中迅速生长，取得了工厂化养鲍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工艺。1990年的11月，国家农业部委托水产局对“工厂化养鲍技术”进行部级鉴定。实测显示：库存成鲍48.9万头，成活率90.6％，壳长大的7厘米，产量16.4吨，产值50多万美元（实际收获商品鲍22吨，产值68.2万美元）。

　　在取得了科研的成功后，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也随之而来。山东的几个地方以高薪许诺，有的甚至把别墅都建好了，要我辞去所里的工作到他们那儿去。日本、韩国等一些大水产养殖公司有的以年薪几十万美元聘我。挪威的水产专家出价要买鲍鱼育苗技术的专利。这些，我都没有答应。我知道，自己要多挣一些钱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是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是党和人民用血汗抚育的高级工程师。在国家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政府还抽出宝贵资金送我出国深造，这养育之恩我永远也报答不完。我搞工厂化养鲍，图的是振兴祖国的水产养殖事业，而不是图个人的名利。

　　之四：赞赏一个观点：勇于创新

　　赵洪恩说，通过鲍鱼的工厂化养殖，我觉得我们不要夜郎自大，山东人敢作敢为、敢挑风险、勇于创新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在工厂化养鲍开始阶段，我们大连在徘徊观望的时候，山东就率先大面积推广，仅靠养鲍，就富了烟台、威海的一方乡镇。差别在哪？我很赞同市委关于“大大连”建设首要的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创新的观点，这是抓到了根本。不创新，新的科研搞不成；不创新，守着现成的科技成果也推不开。

　　“大大连”建设必须要发展好大农业。建“海上大连”作为“大大连”建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连的经济发展上占有很大的分量。大连海岸线长，水温水质都特别适于鲍鱼生长。为此，我建议市里能够加大水产品养殖品种的调整力度。对传统养殖的经济效益好的海珍品，像虾夷扇贝、麦红螺、文蛤、欧洲大扇贝等，要坚持养殖好，适当扩大养殖新品种和养殖面积。对低附加值的海带、裙带菜的养殖，要调整到作为高附加值的鲍鱼养殖等的饵料上来。有一笔账可以算一下：一吨鲍鱼出口可挣4万美元；而100吨海带才能赚4万元人民币。搞高效水产养殖业，是世界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把这一成功经验拿来为我所用。 

　　山东省在陆地养殖鲍鱼每年1000吨的产量中，工厂化生产的仅占20％，其余的全来自农民个体养殖。建个水泥池，扣个大棚，引来海水，买来苗种，按技术规划操作，许多农民靠这个发家致富。如果在大连得到推广，这不也是农民致富的一个途径吗？观念创新，才想做，才敢做，也才能够使新的科技成果得到很好应用。

　　在发展工厂化鲍鱼养殖中，还有技术人才问题。长海县獐子岛前几年投资4000多万元搞工厂化鲍鱼养殖，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技术跟不上，开始几年连年亏损。后来我们所派去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很快就扭亏为盈，连续几年利润都很可观。大连在发展工厂化养鲍中，需要十分注意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应该看到，我们有的部门“左”的东西还比较多，招来高才生给人家技术员待遇，怎么能留住人？这几年我去福建、广西搞陆地工厂鲍鱼养殖的推广和技术指导，看到人家发展很快，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科技人员。看来，发展经济，搞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是关键。

　　赵洪恩不满足科研所内世界上最大的养殖鲍鱼工厂，他着急把这一成果更大规模地在大连、辽宁、全国推广。

　　赵洪恩不满足自己被国内外冠之的“鲍鱼王”头衔，科研所已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合作协议，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开发国际市场，为中国争“鲍鱼王国”的桂冠。 

　　赵洪恩说，靠着我们的信念，靠着我们的精神，靠着我们的原则，靠着我们创新的观念，我们会成功。（大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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