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交流好比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一通长途电话：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分别站在各执听筒的一端，政府负责连线转接，媒体则站在客观公正的位置，监督一切。
“食品标准是妥协的结果”、“不存在食品安全零风险”、“食品安全标准并非越高越好”……近年来，随着各种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出，政府和专家的每一次发声，几乎都能引来公众的口诛笔伐。
公众普遍存在一种心理，每遇到食品安全的热点事件，极度恐慌，所有相反的声音，都被认为 “没良心”或“被企业收买”等；但时过境迁，对不良食品又“照吃不误”。
“这种两极化表现——一方面要求食品安全零风险，另一方面又姑息纵容，都是不科学的食品安全观念。其结果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过度担心，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不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在“第四届两岸食品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上，台湾财团法人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杨炳辉博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这也暴露出一个事实，即在中国食品安全方面，政府、科研机构的专业评估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存在空白，缺乏风险交流平台。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落后与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缺失，导致了科学事实与消费者认知之间的“信息真空”被越拉越大。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亟须建立。
风险交流好比打电话
何谓风险交流？就是在整个风险分析过程中，由相关人员对风险的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交流内容包括对风险管理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为什么制定标准等。
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说法：“风险交流是公开的、双向的信息观点的交流，以使风险得到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好的风险管理决定。”
这就好比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一通长途电话：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分别站在各执听筒的一端，政府负责连线转接，媒体则站在客观公正的位置，监督一切。
因此，中国食品安全法对于风险交流并没有完全覆盖，讲的只是信息发布。由政府发布信息，并非双向的、多方面的交流和沟通。
据有关专家介绍，2010年以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除三聚氰胺等少数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外，很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在媒体上炒作热闹且对食品安全的认识造成巨大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从信息交流方面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称之为“以讹传讹”，就是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公众都相信。第二类是“夸大危害”，反式脂肪酸属于这类。第三类是“污名化”，食品添加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平台，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曾表示，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政府设专门机构，加强投入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民间建立权威的科学信息平台；政府、科学界、行业、媒体共同努力，建立风险交流机制。
企业需内外兼顾，主动沟通
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回避并非明智选择，应当争取在最快时间对公众作出说明，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以台湾知名食品企业康师傅为例，其拥有完整的风险沟通与交流的sop（标准作业流程），分别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渠道进行沟通和交流。对外，公司发言人负责向公众说明；对内，由食品安全部以及品保部负责与相关单位联系。由于各个群体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存在不同的差别，清楚告知风险的影响范围以及企业后续的作为，可以有效管控来自公众的疑虑和恐慌。
风险交流在台湾被称之为风险沟通。对于企业来说，沟通主要从四方面展开。
首先是企业内部的沟通，在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前、后，均保持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尽快与企业相关部门即人员沟通并清晰地陈述关键信息。
其次，企业与媒体的外部沟通。企业应妥善寻找到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建立与主流媒体的长期联系，积极、主动地与主流媒体沟通，耐心面对媒体的疑虑，相互尊重，不卑不亢，尽可能为媒体提供科学信息，以消除媒体及公众的疑虑和不安情绪。
第三，企业与消费者的外部沟通。企业应树立“顾客利益至上”的理念，一旦发生问题，应当积极告知消费者，发生问题的原因、对顾客的影响、企业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及确保措施等；企业乐意回答顾客所关注的问题，并及时告知消费者最新进展。
良性竞争机制降低风险
想要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关键是源头。“通过食品企业的自知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标准，从而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杨炳辉表示。
那么，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如何保证企业能够在追逐利益的原始动力下，在食品安全方面自知自觉？杨炳辉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
“最后买东西的还是消费者，让市场决定一个品牌或者产品能否存在。”杨炳辉说。
财团法人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企划室主任简相堂告诉记者，台湾共有6000多家食品企业，其中99%都是中小企业，小作坊更加不计其数。但食品安全问题却相对有保障。
“台湾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是超市为王。”简相堂说。在台湾，食品企业进入超市的“上架费”“贵得不得了”，而超市在选择产品时，不仅要考虑价格因素，亦重视挑选品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没有认证甚至不符合卫生安全规范的小作坊产品，是很难进入超市这条通路的。
因此要想生存，这些小作坊必须自觉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一种良性机制，去激励企业不断提高品质、获得利润。
而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经济实力做大品牌的中小企业来说，需要政府利用自身公信力，通过产品认证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在消费者心中的信任度。
在台湾，政府部门建立了多重食品安全的标准认证，这些认证标识同样成为产品进入超市等销售渠道的“通行证”。
比如说，台湾的食品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优良制造标准）认证制度，是一种特别注重制造过程中食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中国台湾于1989年引进。旨在保障消费者的四大权利。一是安全权利，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二是认知权利，提供正确的产品标识，并可获知该产品在制造、包装、储运过程中的卫生安全；三是选择权利，根据产品上的食品GMP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既合规又优良的产品的权利；四是表达意见权利，提供消费者申诉意见的渠道。
台湾食品GMP认证制度引进20多年来，几乎成为了台湾最优质加工食品的代名词，其微笑标志所代表的“满意”与“安心”形象也已经深植消费者心中，成为当地消费者选购高品质加工食品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
“如果消费者愿意付更高的价钱，买有认证、有品牌的东西，就会驱使企业走这样一条路。但这种认知的转变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消费能力有直接关联。”杨炳辉说。
第四，企业与政府的外部沟通。在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后，积极向卫生部、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和沟通，增进企业与政府的相互了解。
政府交流机制亟须健全
在欧美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比较通行的机制。
美国在风险交流方面的做法是成立国际食品信息中心，向健康专业人员、媒体人士、教育人员、政府官员和大众有效传播关于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信息，并为媒体提供300多个专家的联系方式。
欧盟则在各成员国实行通行的食品法规，并建立电子通信系统和快速预警系统，对已确定风险有关信息进行交换。这样的信息交换使得成员国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应对因食品或者饲料而引起的健康威胁事件。
风险交流是一项技术性与政治性都很强的任务，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设立了从事风险交流的专门机构和部门。如欧洲食品安全局、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英国食品标准局、德国联邦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所等都在风险评估/管理机构内设有专门的风险交流部门。
以中国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为例，在总共542位工作人员中有33人从事风险交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还专门设立风险交流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国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后，也专门设置了风险交流部门，加强风险交流工作，但同时需借鉴国际经验，加强风险交流专业人才培养，培养一批从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专家队伍。同时建立第三方民间风险交流平台，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提供食品安全科学信息的民间平台。而在国际上，此类机构早已存在，如国际食品信息中心（IFIC）、欧洲食品信息中心（UFIC）和亚洲食品信息中心（AFIC）等。此外在风险交流方面也需要政府重视加大投入。 （徐燕燕）
